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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诚:终生奋斗不止的不朽英烈

归档日期:04-17       文本归类:白薇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黄诚是“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壮烈牺牲。

  黄诚生于1914年5月16日,河北省安次县调河头村人,没落地主家庭出身。黄诚6岁丧父,8岁进私塾,14岁时到邻县永清存实中学读初中,1930年随姐姐黄佩到北平,入第四中学初中三年级作插班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诚目睹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再也压抑不住满腔沸腾的热血,和其他爱国同学一起走上街头,贴标语,散传单,向群众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华的野心,组织同学清查、抵制日货,并串联各个中小学,筹备成立北平中小学学联。这些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校长齐梅阁通过保证人警告黄诚不要误入“歧途”,但他仍然坚持爱国活动。1932年暑假,学校就把黄诚等几个进步同学开除了。

  这年秋天,黄诚考进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这里的较之中学更为活跃,黄诚进一步受到了进步思潮的熏陶。1933年初,他和几个进步同学组织了荒火社读书会,由本科学生杨戊生(即魏东明)任社长,黄诚任副社长。他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议论国内外形势,抒发抗日救国的热忱。黄诚提出:“宣传民众为当今救国之要务。”为实践这一思想,2月间,他又和吴承明等几个同学开办了北洋工学院工友补习学校,向校内工友及其子弟讲授文化知识,宣传爱国思想。但只办了一个多学期,便被学校当局封闭。黄诚继续积极参与组织学潮,与反动当局斗争,并经常用“煌煌”、“成成”等笔名,给校刊《北洋周刊》写稿。学校成立级代表联席会(学生会的前身)的时候,黄诚被推选为级会主席。

  1933年冬,学校当局为卡家境较差的进步学生,宣布取消给学生的书籍、仪器半费津贴,但同时又给跟校方跑的一些学生发放丰厚津贴。级代表联席会当即决定发动全体同学罢课,反对学校这一决定,并推选黄诚、杨戊生等为代表与校方交涉。学校反动当局便乘机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将黄诚等人开除。

  黄诚没有屈服,一面继续宣传抗日救亡,一面坚持自修学习。1934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黄诚与杨述等同学组织进步团体东方既白社,编辑《东方既白》杂志、介绍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潮,赢得了广大同学的信任。

  1935年6月,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继而颁布所谓“睦邻令”,严禁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公然打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接着,“华北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又传遍北平。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民族存亡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在北平地下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平各校于12月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这个救国会,在12月6日付印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上,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当时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和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及救国会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积极酝酿、组织同学们参加全市性大规模请愿行动。

  在“一二九”爱国中,黄诚是清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总领队。12月9日一早,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扣留了全部校车,企图阻止同学们游行。黄诚等率领队伍举着旗帜和标语,冲破警察的重重阻拦,步行进城。9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城头上立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们在朔风雪地里,虽寒风冻裂了手脸,但热血溶化了全身。黄诚挺身而出,带领同学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他还以炽烈的感情,恳切的言词,向站在城头的军警宣讲国家危急的形势,和当亡国奴的痛苦,使得一些稍有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的军警也不禁潸然泪下。但慑于上命,他们不敢开门。黄诚等见西直门进不去,便留一部分同学在那里继续宣传,又率领大队向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前进。沿途宣传民众,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在12月16日的示威中,黄诚领着同学们用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赶到天桥参加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会后继续。当时的清华,成了北平的一个坚强堡垒,黄诚是其中的一名骨干。经过这场革命风暴的洗礼,他于1936年1月加入了中国青年团。

  “一二九”爱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页可歌可泣的篇章。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全国掀起了抗日的新高潮。1936年2月29日,当局对爱国学生实行大搜捕。这天拂晓,440多个反动军警手持黑名单闯进了清华园,包围学生宿舍。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黄诚,还特别画上了红圈圈。清华救国会立即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在同学们的掩护下,黄诚等救国会领导人未被搜出,但和蒋南翔等3位同志被捕。反动军警正要把他们拖上汽车押走时,救国会发动广大同学向军警进行突然的反击,砸坏了军警的汽车,把他们抢了回来,并抢到了黑名单。当晚,敌人增派两个团共5000军警包围清华园。黑名单上的人早已分散避开,黄诚和躲藏在冯友兰教授家中,度过了紧张、危险的一夜。

  6月间,黄诚在参与组织北平学生“六一三”大示威后,和另外3位同学一起被清华大学反动当局开除。在8月10日出版的《觉报》上,黄诚发表了题为《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吧的文章。文中写道:“我被开除了,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这在一个从事救亡工作的人,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今天,原不算一回事”。“政府口口声声是抗日救国,而实际上是国家一天天的沦亡!同样的,学校口口声声是爱护青年,而实际上是屡次对同学的开除与记过!——‘良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看行动,只看事实,凡是妨害了救亡工作的就是汉奸,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铁则吧?”“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后悔,一切都为了救亡!我要为了救亡而奋斗!”他还写了《我被开除的前后》、《从学校开除学生说到殖民地教育》等文章,声讨反动当局卖国投降、迫害爱国青年的罪恶行径,表明自己誓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进步教授吴承仕的协助下,黄诚转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就读,同时继续从事救亡运动。他深得广大同学的信任和拥护,在10月初全市学生的公开选举中,被选为北平学联主席,与玉文彬、孙世实等人一起负责学联的领导工作。黄诚同时担任了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直至“七七”事变爆发。

  这个时期,黄诚除了负责北平学联的全面工作以外,还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大学的救亡活动,其中一次是组织领导“驱王”、“驱祁”运动(当时中国大学校长由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实际掌权的是王正廷的爪牙、总务长祁大鹏)。吴承仕、黄松龄,齐燕铭等进步教授支持爱国学生,也直接参加了驱王驱祁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赶走了王正廷和他的爪牙,基本上取得了进行爱国活动的自由,为北平学联和全市爱国学生公开活动争夺了一块阵地。这时的中国大学,随之成为北平爱国的中心。

  1937年1月20日,黄诚和北平学联的其他几个负责人及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史立德等被反动派逮捕,先是关在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后转押“军人反省院”狱中,黄诚他们没有暴露员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斗争。起初敌人想把他们送往南京囚禁,黄诚等人设法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狱外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配合,迫使反动当局放弃了送交南京的企图。

  黄诚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差,受牢狱生活的折磨后更为消瘦、虚弱。一天清晨,黄诚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难友们脱下棉衣盖在他身上,进行人工呼吸,才把他救醒过来。大家要求看守给他卸掉沉重的脚镣,黄诚挣扎着站起来,对看守说:“你们监狱当局对病人这样的虐待是惨无人道的,应当立即把所有难友的脚镣都去掉,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要向社会上控诉??至死也要同我的难友们同甘??”话还没有说完,又昏过去了。过了几天,直到他病得奄奄一息,监狱当局才雇了一个医生为他看病,并下掉他的脚镣。经党组织和社会上的多方营救,1937年3月16日,敌人不得不释放黄诚等人。

  出狱后,黄诚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黄诚领导北平学联及时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师生合作,共御外侮”等口号,广泛团结爱国师生,使北平各大、中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黄诚还经常代表北平学联奔走于工农商兵等各界群众之中,并组织同学去二十九军劳军、慰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二十九军官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年暑假,蒋介石下令全国所有大学二年级学生参加军训,企图以此整肃爱国学生的思想。黄诚认为这正是既可学习军事知识,又可向军队官兵广泛深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学联迅速向各校作了布置、自己也到二十九军的一个师里参加军训。二十九军原是个地方军阀部队,曾与日寇有过勾结,后在全国反蒋抗日的大势下,逐渐与我党发生联系,并转而倾向抗战。这个部队有个姓曹的连长,一天接到家信,托黄诚代念。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灾荒饿死了,埋葬时借了高利贷250元,家里打算把他13岁的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还债,如他不能寄钱回家,妹妹将被人家接走。曹连长听了泣不成声,马上找到营部,可只借到40元。正当他走投无路时,黄诚发动同学凑齐了250元,使曹连长非常感动,更加相信并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黄诚的影响下,其他同学也都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并主动与二十九军下级军官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对后来二十九军参加抗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由蒋南翔(北平市委学委书记)、黄诚(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杨学诚(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北平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组织、率领部分平津学生南下,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8月8日,黄诚乘平津间恢复通车后的第一趟火车离开北平,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投笔从戎,沿着党所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黄诚等率部分北平学生南下,9月18日抵达南京,继又逆长江而上,于10月初到了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周恩来在长江局)取得了联系,被派往第七战区做川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七战区在郑州一带,司令长官是川军司令刘湘。当时刘湘还在成都未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便安排黄诚、谢云晖、刘烈文和朱光4位同志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赴成都会见刘湘,商洽北平南下学生去七战区工作的问题。刘湘原是个老手,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民族大敌当前,他对的态度有所改变,当即对黄诚等4位代表表示,欢迎同学们到他的部队里去工作。黄诚等人先回武汉,不久刘湘也来到武汉。黄诚的公开身份是七战区巡视员,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他利用刘湘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七战区起草了“谁能抗战到底,谁就是我们的领袖”、“中途妥协是汉奸”等口号。战区内有人问:“领袖不就是蒋介石么?”黄诚回答:“不一定,那要着他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蒋介石不抗战,也当不成委员长!”

  上海失守后,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刘之间矛盾很深。蒋介石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川军,便令刘湘部队去守卫南京,刘湘不得不将部队开往前线。黄诚请示长江局,长江局指示随川军前往,并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了一个20来人的宣传队交黄诚带去。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川军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黄诚任支部书记,谢云晖和魏今非任支部委员,直接受长江局领导。黄诚他们来到安徽歙县岩寺一个川军的兵站,一面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在岩寺小学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黄诚在青训班上讲课,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为抗战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这年底,陈毅率先遣队先期来到岩寺,次年1月接见了川军中党的“特支”成员。1938年春,刘湘病死于武汉,七战区撤销,并入三战区,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通缉黄诚等人。黄诚和“特支”的同志以及从武汉带来的宣传队的全体同志,都通过陈毅参加了新四军。黄诚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和陈毅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黄诚调到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党领导的新四军这所大学校里,黄诚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感到自己比学生时代更年轻了些,更加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在给姐夫张西堂的几封信中,欣喜地谈到:“此地如一学校,亦如家庭,友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有好师傅,尤其有上级及同事之时相督促,弟虽愚纯,亦感在此进步甚大。”通过和工农兵群众的深入接触,黄诚的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从农村到城里读书后,染上了一些都市气息,物质生活比在农村讲究,和工农群众的生活比,他常说自己这种生活太“布”了。这个“布”,是英语“资产阶级”的音译“布尔乔亚”的简称。而到皖南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现在正向‘布’学习,这‘布’字与从前的‘布’字大不相同。”这里的“布”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布”了,从“布尔乔亚”的“布”到“布尔什维克”的“布”,这是黄诚思想感情上质的飞跃。

  在新四军军部,黄诚十分注意学习老同志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作风。他很敬佩、尊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也很器重他。他善于言辞,长于交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因此军部许多对内对外的联系事务都由他出面,他也都能出色地做好。叶军长赞誉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交际家”。秘书长直接领导军直属队、文书班、管理科、运输班、警卫排等单位,军部机密材料都由黄诚负责保管,许多重要文件也由黄诚起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一次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但材料没法随身携带,黄诚用密写的办法把江南各省抗日武装情况简要写在一本中国地图册的背面,到重庆再显现出来。袁国平赞扬黄诚是他的“好帮手”。黄诚在军部还常给广大干部上政治课。在讲“新旧和的区别”这一课时,他既讲了新旧的区别,又讲了和新的区别,指出一定会在中国实现。他讲的内容丰富,分析深刻,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大家欢迎。

  黄诚还很注意做驻地周围进步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时,曾访问距军部20余里地的刘寅家。当时刘寅是太平县北乡小学的校长,他向周恩来汇报说,黄诚给他看《新华日报》,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件事,受到周恩来的热情称赞。后来,刘寅经黄诚介绍,参加了新四军。

  1941年初,反动派策划第二次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7个师8万余兵力,对奉命北移途中的新四军9000人进行包围袭击。我军浴血奋战了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太大,且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不幸被俘。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黄诚在战斗中受阻,隐蔽山中,在敌人大部队搜山时,被敌人发现被捕。

  黄诚被俘之初,和近百名新四军人员一起关押在108师师部附近的一间大民房内。敌人查问谁是员,并把新四军医生陈延圣拉出来逼问。黄诚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是员,并痛斥顽固派空喊抗日,实际,策划事变,暗算我军的罪恶行径,警告他们不要想在人身上打什么主意,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气节决不丢。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话,既压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同志的斗志。

  黄诚等在108师关了3天,便转押到52师。转押途中,黄诚秘密地递给同在军政治部工作的纪白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出去,请转告党,我是决不会叛党的!”到了52师,黄诚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关在一起。晚上,敌52师师长刘秉哲把黄诚、李子芳、林植夫3人分别找去谈话。刘秉哲早就认识黄诚,两人多次打过交道。就在皖南事变之前不久,刘秉哲受顾祝同指使,为了制造友好假相,假意邀请新四军篮球队进行友谊赛。新四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黄诚率军部篮球队前往参加,受到刘秉哲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在皖南事变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的52师最为卖力。这晚,刘秉哲假装客气地让坐倒茶,接着故意歪曲事变真相,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是“叛军”。黄诚据理一一驳斥,刘秉哲无词以对,只是“劝说”黄诚“要识时务,不要执迷不悟”,“希望”他“脱离”,“欢迎”他“到方面来共事”。黄诚对此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早,刘秉哲又假意“请”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人吃早饭,说送他们去上饶“受几个月的训练”,并说叶挺军长等人已经先送到长官部去了。饭后,刘派了一名副官和一个班武装押解,还美其名曰“护送”。当天送到太平县唐式遵总部。睡到半夜,敌人将黄诚等人五花大绑起来,说是“怕打散的新四军来抢人”。次日清晨,黄诚等被戴上手铐,推上卡车,改由一个宪兵营长和一个班的宪兵押送,23日晚上到达江西上饶,关押在三战区长官部驻地皂头附近的李村监狱。黄诚与李子芳同关在监狱南面一排靠西头的囚室里,叶挺也被囚禁在这里,单独关在北面东头房内。两个囚室中间隔着过道、宪兵住房和院子,彼此无法接触。

  不久,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关在上饶,汇来了一笔款子,当时国共两党仍维持合作关系,周恩来兼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敢扣押,只得让副官将款项转交叶挺。叶挺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布做单衣,送给黄诚等人每人一套。党对被囚同志的关怀,军长对部属的关心,使黄诚深受感动。

  1941年7月,黄诚和李子芳一起被转押到石底监狱。石底位于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周田村的附近,牢房是一幢孤立的民房改的,反动派赶跑了农户,又在四周筑起了高墙,用一个班的宪兵看守。两间囚室,关着黄诚、李子芳等10名新四军干部。他们都是员,凭着高度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经过暗地酝酿,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李子芳任支部书记,黄诚和徐锦树任支部委员。10个人划分为两个党小组,李子芳和黄诚分别兼任两个小组的组长。秘密党支部经常给大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学习。黄诚教同志们学历史、政治、数学和英语,讲课时连看守的宪兵都听得入了迷。有的宪兵不禁暗中称赞说:“、新四军里真有人才啊!”有一个宪兵向黄诚学英语,黄诚耐心地教他,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改变了他对、新四军的错误认识。这位宪兵敬佩黄诚的为人和才华,想救黄诚出狱。不料这事被他的上司发现,受到了刑法惩处。后来,这位宪兵乘机逃离了反动部队。

  有一天,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三战区政治部情报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来到石底,指着李子芳、黄诚等,大放厥词:“你们都是比较负责的干部,这次新四军叛乱,你们都要负一定的责任”,要“好好静思反省”。他还诱骗说,只要“幡然悔悟自新”,“宣布脱离”,就可“既往不咎”,而且还会得到“重用”。黄诚首先愤怒地高声反驳说:“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什么‘叛变’,不服从军令,完全是歪曲事实。究竟是谁叛变,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的。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破坏抗战。我们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按照你们的意见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悲愤。请向,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黄诚义正辞严的驳斥,气得张超面红耳赤,目瞪口呆。黄诚继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难道这有什么罪过吗?!”李子芳和其他同志也相继据理反驳,张超无言以对,只得凶狠地嚷道:“真是顽固不化,不识时务!”

  黄诚和李子芳等同志曾讨论过集体越狱暴动之事,但由于敌人监管严密,有的同志身体虚弱,跑不出去,秘密党支部便批准身体较好又懂军事的徐锦树、廖正文、胡崇德3人个别越狱。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徐锦树等3人从厨房挖的墙洞里跑了出去。顾祝同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派出大量兵力四面追捕。徐锦树与追捕之敌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廖正文、胡崇德被敌捕回。敌人把徐锦树的遗体抬进监狱,张超指着遗体对黄诚、李子芳说:“这都是你们指使的结果!说吧,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大家愤然站立。黄诚首先痛斥张超说:“你们是杀害徐锦树的凶手!问我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我们想早点离开这个黑暗的监牢,奔赴抗日前线!”李子芳接着说:“要不是我们身体差,也会越狱的。如果那样,又是谁来指使我们的呢?”

  敌人给黄诚、李子芳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因怕他们影响其他“囚犯”,又将同囚的另外5位同志解往周田村关押。黄诚从被捕之日起,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曾经设法托人从狱中带出一张纸条给杨述,是用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军败被拘,生死莫卜。几年来从事于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假如就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仁,夫复何怨。”可见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1942年4月,根据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顾祝同下达了秘密处决黄诚、李子芳等人的指令。4月23日上午,张超派了两名特务到石底监狱,将毒药投放在饭菜里。黄诚、李子芳、廖正文、胡崇德4位同志饮食后,顿觉腹痛如绞,昏迷过去。因药量不足,没有断气。黄昏,张超又增派两名特务来,用绳子将他们勒死。黄诚等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的伟大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赋诗感怀黄诚,称赞他“临难铮铮风骨好”“被俘不屈,志量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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